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唐少杰先生所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以下简称“唐著”），将清华大学一些教师在1966年10月下旬成立 「红教联」这个组织，列为“清华大学在百日大武斗之前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之首。（见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页47-49）但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先生的回忆录《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北京第一版）中，不仅没有记录此事，全书通篇也未提到清华大学「红教联」或「红教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理论家”周泉缨先生提出的“有关早期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大事记”中，也没有列入「红教联」成立，而是把“清华大学红卫兵”、“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思想”）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成立列为大事。

    「红教联」发展到「红教工」，成员也仅二百余人,主要是些普通的教师后来又有工人、实验员和其他职工参加，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弱势群体，哪有成为第一件大事的资格呢。但根本无视「红教联」或「红教工」的存在，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红教联」或「红教工」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又何必花费那样大的力量，甚至由康生出面点名批判陶德坚呢。从这一点来看，唐少杰在《一叶知秋》中说：“在清华文革初期，「红教联」是一个很小而又非常典型的、以教职员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是正视了历史。如仅止于此，应该说比较符合实际，但他把「红教联」的影响发挥为有左右清华团派的作用，则绝对是夸大了。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四一四派」头号人物沈如槐先生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实》中，对「红教联」即「红教工」有所记述，还有一节，标题就叫“整红教联”，虽然他的了解和记录有不少不准确的地方，但他说“我们没有认真全面研究红教联的观点，仅仅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打击团派，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页133） ；“把清华两大派斗争的阶级背景和“大翻个儿”论、极左思潮的阶级根源都归结到红教联的头上。”（同上书，页288）；“我们与 团派的斗争每升一级，我们对红教联和陶德坚打击就升一级。”（同上书，页303）

    徐海亮先生援引清华大学「团派」头号人物蒯大富先生的话说，“四派”毕竟不敢公开攻击堂堂正正的毛和文革小组（尽管心里严重不满），只有拿“中央文革的私生子”（“四派”批判原话）老蒯来打；打“团派”革命小将也不如死打“团派”所属的“红教联”及其影响的老师（年长的教授多倾向于团派！） 。是来自另一方面的证明。

    唐少杰先生致力于研究清华文革，应该对以上情况有了解，那么他根据那些事实和标准来把“红教联”的成立定为清华文革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呢？他没有说。不过从他说“「红教联」最初共有成员30多人，绝大多数成员在文革前被定为有 「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或者遭到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坎坷。”和“（1967年）3月中旬，因名声问题，被迫自行解散”的 用语来看。是因为「红教联」这些人是有问题的人，所以无须等他们有什么行动。建立组织一事本身该是一件大事。

    陶德坚说，红教联刚成立，就有人放风“说红教联是“神仙会”*。在他们的眼里，让这些“神仙”也和他们一样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特别是「红教联」居然允许教授参加，那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除了他们自己，教师就等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授更是“右”字号，实际上是将「红教联」作为右派组织对待 ，「红教联」建立就是右派要翻天了，在“四一四派”建立总部前后，一些人归纳出“红教工的言论”，并与陶德坚1957年严重右倾，受过处分联系起来，称之为“红教 工的言论代表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进攻...”（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实》，页130-131）就再明确不过了。唐少杰把「红教联」的成立便看成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其源应在于此 ；他不顾「红教联」已改名「红教工」，成员中有许多工人和职员这一事实，仍坚持使用「红教联」这一称谓，只能理解为是要突出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是拾当年整「红教工」那些人的唾余。

   事实上「红教联」最初的成员，也并非唐少杰说的状况。所以陶德坚敢说，就是按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标准，他们 也不能在红教工中找出一个坏人，故只好用捕风捉影的手法，加给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详见沈孝宇事件 ）

    再说红教工的解散，是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贵阳市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的夺权经验后，当时在清华以居于主流地位的井冈山兵团中的“团派”，要求下属各组织解散的统一行动，何来“因名声问题”被迫解散？此举倒是有压 后来组成“四一四派”的组织解散之意，不过未遂。

    作为文革研究专家的唐少杰，不知为何如此不顾事实，除了在「红教联」成员人身上做文章，还在重复「红教联」提出著名的「大翻个论」 等等，继续使用当年搞派性攻击的材料和腔调，实在令人遗憾。

    对此，我将继续用事实一一予以批驳。

陶世龙，2007年2月28日

*神仙会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发生後，共产党邀集一些党外有影响的社会人士，在高等学校主要是那些不是党员的教授，让他们海阔天空地发表意见的一种座谈会，标榜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即说什麽都可以，与会者也就得了个“神仙”的美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神仙”成了“杂七杂八”的人，和牛鬼蛇神混杂在一起不好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