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少杰《一叶知秋》（二）

陈里宁事件是「红教联」等为了“投机”而“搞出来”的吗？

陶世龙

清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唐少杰先生所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以下简称“唐著”），中称“「红教联」等搞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刘少奇活动。”他所介绍的经过情况为：

    1966年12月下旬，「红教联」在北京红卫医院（原称安定医院）发现了保外就医的犯人、原湖南湘潭市人民政府资料员陈里宁（33岁）。陈里宁本人患有精神病，50年代末就担心刘少奇反毛泽东。60年代初开始不断写信、写日记，抨击刘少奇，后被逮捕关押。「红教联」如获至宝，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个别工作人员的首肯，与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医学院和红卫医院的有关造反组织在红卫医院成立了为陈里宁翻案的 「联络站」。1月6日，这些造反派组织上百人冲进陈里宁曾被关押的公安部下属的一所监狱，大闹为陈里宁平反。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王力、戚本禹等人亲临红卫医院，上午接见各单位造反派组织代表，下午接见陈里宁等人，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鼓励 「必须彻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国有类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2月，迫于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群众的压力，公安部给陈里宁开了「平反释放证」，后又开了「无罪释放证」。
    一时间，陈里宁被捧为反刘少奇的「英雄」，红遍京城内外，四处讲演，还来清华大学作了一场报告。「红教联」有关人员根据陈里宁的反刘少奇材料、日记、书信等编写了一个话剧剧本《狂人日记》，广为流传。天津市人民话剧院一群众组织把该话剧改编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等地多次演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演出了该话剧。中央戏剧学院的几个群众组织还编演同一题材的多幕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1967年7月底8月初，在中南海西门外的所谓「揪刘火线」上，一些群众组织也演出《新时代的狂人》一剧，给「揪刘火线」上的造反派群众助阵打气。陈里宁自被释放出不久，病态显露，加上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几个大员垮台，再加上陈里宁昔日反毛泽东的老底又被揭出，公安部把陈里宁重新逮捕归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仅约700字的记述，我能查证出来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就有以下多处，

1、陈里宁不是“保外就医的犯人”。

亲历者陶德坚等和当时经办此事的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的记述，是“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治疗。陈里宁是被秘密逮捕的，被捕后家人不知其下落。（陶德坚《风雨人生&S226;精神病？政治犯？》王广宇：“陈里宁事件”始末）到安定医院作为精神病人治疗，不是他的家人办理是事实，唐少杰说是保外就医， 需要拿出新的人证或物证，他没有，我看他根本就拿不出来。再说陈里宁在当时未按法律程序审判，更未定罪，唐少杰何能在现在还称他为“犯人”。

2、「红教工」等 并未“冲进监狱”。

亲历者的记述，所进入的是管理监狱的十三局办公区而不是监狱，办公区在前院，监狱在后院，他们事先告诫，在现场采取措施，防止误入监狱（陶德坚《风雨人生&S226;精神病？政治犯？》 ）尽管这种行为也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与“冲进监狱”是两回事。

3、《狂人日记》不是剧本。

唐少杰说：“「红教联」有关人员根据陈里宁的反刘少奇材料、日记、书信等编写了一个话剧剧本《狂人日记》，广为流传。天津市人民话剧院一群众组织把该话剧改编为《新时代的狂人》，在京津等地多次演出。”但《狂人日记》是陈里宁的原始材料的选编，根本不是剧本。由此可以证明作为研究文革史专家的唐少杰， 或者是没有见过这本《狂人日记》，或者见过但不顾事实按自己的需要在说话。

4、不能简单认为公安部把陈里宁重新逮捕归案是因昔日反毛泽东的老底又被揭出。

因为陈里宁涂改毛泽东的书，在他的档案中，公安部主办此事的人员最先知道也最清楚，不存在是别人隐瞒不举，责任在陶德坚等人的问题。对陈里宁是捕是放的权力 也在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手中。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谢富治签署的，陈里宁无罪释放证明也是谢富治亲笔签发的 。对陈里宁释放后发生的事情，德坚非亲历者，我的了解也有限，但各方留下的材料很多， 谢富治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有复杂的原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但唐少杰却急急忙忙作了结论。

5、不能回避谢富治。

    更需要提出的是，在整个“陈里宁事件”中，谢富治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或者说陈里宁之所以成为事件，就是由于谢富治的行为所造成。因为陈里宁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向党中央写信，对某些领导人提出意见，即使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违法的，那也应该按党章，宪法或相关法律法来解决，而不能由谢富治下令去“逮捕归案”。但唐少杰的介绍中却一律笼统用“公安部”来代替，而回避了谢富治。公安部内并非都赞成谢富治在陈里宁事件中的作为。

6 、参与为陈里宁平反的是清华大学红教工而不是「红教联」。

    发现陈里宁，在1966年12月，唐少杰明明知道此时红教联已改名红教工，他们在这行动中是以清华大学红教工的名称出现的，也有人作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一员来看待的，参加者后来分属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两派学生都有，当时留下的文件中，都没有「红教联」这个组织的名称，但唐少杰却在书中仍坚持称为「红教联」 ，正如硬要将“清兵入关”记成“后金兵入关”，违背了记述历史的规则。

唐少杰为什么要这样写？

    应该由唐少杰自己来回答。不过从唐少杰的记述不难看出，意在说明「红教联」别有用心，并很难说不是想证明「红教联」 是个“坏人的组织”，也许唐少杰会说我没有这样说，但从他将发现陈里宁形容为“「红教联」如获至宝”，到“「红教联」等搞出来的陈里宁事件完全是为了投机于当时的反刘少奇活动。”再联系到他将「红教联」 的成立列为清华大学文革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和对「红教联」所作的不实的介绍来分析，不能不作出这样的解读。

    更应该指出的是，唐少杰不仅是针对清华大学红教工，他还用了个“等”字，即 北京医学院八一八战斗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安定医院红旗战斗队等学生、职工的群众组织都 包括在内。须知为陈里宁平反，对那些普通的教师、学生、职工来说，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是担着风险的，有这样去投机的吗？唐少杰又如何解释当时那么多人都在投机？

    因此只能认为唐少杰是带着偏见，特别是对清华大学红教工的偏见来写的，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论述。    

    当然，唐少杰究竟是怎样想的，只有他自己最明白，不过至少反映出这位研究文革的专家，与参与文革的群众之间是多么隔膜。这也难怪，他没有亲身经历，但又不见引注一条资料，举出一件事实，作为支持立论的依据。

[相关参考材料]陶德坚《风雨人生&S226;精神病？政治犯？ &S226; 68.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