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早就想谈的一个问题。但在发出《冷看川大魏于全事件之三》后，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似乎是嘎然停止，大家都在期待第三方发布令人信服的公正结论。审核当然需要时间，所以等一等再说。
7月18日看到第一财经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治理学术腐败，走出行政主导怪圈》，提出“解决学术腐败问题，从学术圈来说，必须打破行政力量主导学术评估的机制，实现真正的学术自治。”就忍不住再谈这个“之四”了，因为解决“司魏之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正是行政力量在主导，学术却缺位，是对这篇文章论点的最好注释。
按川大当局的说法，司魏之争不是学术造假，是“学术争议”。而不管是那一种性质，都应该由学术界来解决，但人们看到的就是川大当局的作用，在川大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尤为清楚。请看下面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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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回应造假风波:不是学术造假是学术争议” |
只见学校官员们的活动，不见教授们的身影。据称该校有个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进行了初步调查，但这个小组是那些人组成？是否能独立进行科学的调查？均不得而知。有关领导表示，专家们并不希望与媒体接触。
难怪尽管四川大学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仍未能消除公众的疑问，记者称之为“够格当裁判的人还没有现身”。（川大两场裁判缺席的学术纷争--中国教育，来源中国青年报）
从四川大学网站查知，四川大学本有一个应该可以处理此事的现成的学术组织，主要由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虽然这种学术委员会未必有多大的权力，但魏于全教授的论文有没有假这种问题，恰恰是他们该管的事。遗憾的是，没在报道中见到他们起了什么作用。
当然，如果仅从从川大领导班子的学历和职称来看，现任领导14人，无一人不是大学毕业，其中10人有博士学位；除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一人外，无一人不是教授，而这位书记也有研究员的职称；（据四川大学网站四川大学现任领导2006-07-19下载）但这能等于学术自治吗？我认为差的远。因为现在大学的体制纳入在行政序列中，或者说已经官化，同样是大学，还有副部级，司局级之分，并不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一些有着教授头衔的人当了大学的各级领导，是以官员的身份在行使权力，并不是代表学者群体实现学术自治。
还要看到，这14人中有13人是校党委委员同时是党委常委，8人是校长或副校长，可以说这是党、政和学术权力的高度结合，而学术在其中能起主导作用吗？这些人的精力能主要用于学术吗？
学术需要不受外力干扰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正是因为哥白尼开辟了学术独立发展的道路，才会有后来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只要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常识，都会承认这一点。
也许川大的领导集体很愿意以学者的身份，按学术的规则来处理“司魏之争”这类学术问题，但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因为即使他们有此心，也不能不受到外在环境与自身条件的制约。
从14人的专业领域来看，文科5人，理科2人，工科3人，医学和口腔科4人，他们是很难共同对某个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的，更谈不上判断其正确与否，医学的多一点，但其中一位就是魏于全教授，同时是党委常委、副校长，因此外界怀疑川大调查结果的公正性是川大当局应该可以理解的。魏于全教授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曾表示“希望由不是川大的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听证、调查，还我清白。”但我估计不大可能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http://www.scol.com.cn/technology/wjzx/20060416/2006416132021.htm）
我以为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不简单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
注意到川大校长谢和平院士新近写的《四川大学史稿》总序，其中肯定了“1926-1930年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和培养‘社会骨干、国家栋梁’”的办学思想，（据四川大学档案馆网站《四川大学史稿》总序） ）就说明川大的领导人也是了解应该怎样对待学术的和真想把川大办成第一流大学的。
作为四川大学前身的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其办学思想秉承蔡元培，“曾在成大公开表示，要学习蔡元培北大办学的思想和方法，崇尚学术思想自由，形成学校自由民主的讨论氛围，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他认为“学校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层次与水准，这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之一。基于这一目的，张澜在聘任各科系教师时，不论教师的政治信仰如何，其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来自何省何国，惟才是举。”在“兼收并蓄招纳人才的同时，在学校人员聘用制度上采用公开的聘用方式”，因此他“就任成都大学校长时间虽短，但组建了一个群贤毕至、各方人才齐备的高素质教师阵容，在当时教育部立案的21所国立大学里排名第7。”张澜允许教师们按照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来讲授课程，支持教师在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当时犯忌的课程。他说： “我们研究学问底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绝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究经济真理。”他使成都大学获得“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的声誉，“将一个几乎只有一块牌子的大学办成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对四川大学的建立和发展，确实功不可没。（以上引文均据 方然编著的《民主的求索者张澜》 ，群言出版社出版，来源是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令人遗憾的是，在川大建立后，前三任校长尚属学界中人。继之而来的程天放、黄季陆两位校长均是政治人物，作为国民党的要员，他们忠于党国，对他们个人来说，固无可非议，而张澜校长创下的局面难以继续也是必然的了。因此虽然他们也为川大出力，特别是黄校长深爱川大，为川大的建设做了许多贡献，这与他兼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当然有关，而事情也就有了另一面，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川大比那些内迁的大学在物质条件上优越了许多，仍无法有力地吸引优秀学生和教授到川大，就吃了政治色彩太浓的亏，在青年的眼中“四川大学当时是国民党重点控制的学校”。（《回忆父亲李相符》李元 李亨，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学术依附于政治的习惯，不见得会因政权更迭而消失，仍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在“司魏之争”的问题上，有些人就是过多地从政治上去考量，在个别论坛上少数人的表现尤为突出，前已评论不再多说。
其实“司魏之争”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我以为更应该由此看到今天大学中更深层的弊病，如何恢复学术在大学中应有的地位就是一个。1989年初我发表的《我对教育问题的几点思考》(在钱三强先生主持的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举办的教育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该会简报22期,1989年2月11日印)中有一句“从体制来看，我以为，在于应使学校真正成为一个教育机构，高等学校更应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最高学府，这一点如果不能做到，别的改革就失去了基础。”现在我还是这个看法，否则反学术腐败或科技创新的喊声再高，也无济于事。
从何着手？党政分开不是早就在议论么，如说还要试点，我看首先就应从大学开始。其实1956年大学即曾实行党委书记与校长各有其职，各司其事。党委书记就是管党，不再干预学术，大学中的学术气氛已在增浓。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后，社会经济已空前发展，大学的体制反倒停滞在不如半个世纪以前呢？
陶世龙，2006年7月19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