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夏的一天黎明，我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我家的祖屋。这安岳县在唐代叫做普州，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是以红色岩层为主的丘陵山地，风化出来的土壤也是红的。这里气候温暖，雨水充足，虽然平地很少，人们将山沟建成一级一级的梯田，也还能得到一定的收成，足以养活这里的居民。唐代诗人杜甫、明代学者杨升庵都在这里住过，留有他们的遗迹；另一位唐代诗人贾岛，更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年月，他的骸骨就埋在县城旁边的一座山上，家乡的人一向以此为荣。这个并不富庶交通也不便的小县，文化的气息却很浓。
清道光年间的安岳古城
我家的祖屋座落在县城南边的一个山沟里，三面环山，屋后是裸露出石壁的陡崖，唯独南面开阔，展布着层层梯田，但到远处又被一道山象屏风似地挡住去路。我的童年就在这样一个近于封闭的世外桃源里度过。进城虽不过只需走几千米的路，但首先得盘旋翻过屋后的高坡，这使我儿时的玩耍，大多是局限在这山林田野之间。
在四川盆地中，树木稀少是普遍现象，几乎见不到森林。是人为的原因把这里的森林破坏了，唐代诗人杜牧为此发出过“蜀山兀，阿房出”的感叹，到我出生的时候，虽然修建阿房宫已过去了两千年，这里童山濯濯的外貌却仍未改观。但我家祖屋周围的山坡却是个例外，墨绿一片，长满了树木，不少是参天的柏树，有的要两个人才能抱住；柏树长得慢，它们的年龄多有一二百年，这是创业的先人为后人留下的荫凉，他们把自己的骸骨埋在这些山坡上，子孙们不敢采伐或出卖，经过几代人的坚持培植，才出现了在这红色丘陵中少见的山林。
有了树木荫蔽，石壁下还有清泉流出，土地滋润，林中野草灌木丛生，加上人工有意栽培的花木，一年四季都有山花常开。在这样良好的生存环境里，昆虫大量孳生，也招来了许多禽鸟，间或还可见到野兔出没。布谷鸟、斑鸠、野雉最常见；羽毛以鲜红翠绿为主，属于锦鸡一类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最惹人喜爱和同情；在四川的传说中，这二人不是化成了蝴蝶，而是化成了这同飞同宿的美丽的鸟。家中屋檐下的燕子，自然更是每年春天必来；房前的梯田中也常有过路的水鸟落脚。
大自然成为我童年时期最好的伴侣，每日清晨，鸟儿的鸣声催我起床：到了黄昏，我搬一把椅子在院子里坐下，看那飞鸟归巢。进入夜晚，也不寂寞，特别是在夏秋的夜晚，更是热闹，在夜来香、晚香玉这类花朵散发出的香气中，我去捕捉萤火虫、纺织娘；下大雨的时候我喜欢顶着蓑衣出去，看那山上的水冲下，最喜欢看那泥鳅和鱼儿顶着出水口向上涌。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周报》上，读到舒新城写的“读一本大书”和“大书怎样读”，我被告知，要是有了科学知识，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自然，兴味将更浓郁。舒先生把大自然当作一本大书。
半封闭的地理环境，没有封闭住我对知识和科学的探求。许多四川人都是这样，可能正因其环境的闭塞，更是希望多了解些外边的事物，晚清去日本的留学生，四川人最多。我这个家庭，由于我祖父的祖父，一个农民的儿子，考中进士后，从此三代人在山东、安徽和江苏这些靠近沿海的地区，时而做地方官或小官员、时而赋闲行医，历时数十年，他们接触到海外来的许多新事物，还曾投资兴办火柴厂，破产后才又回到老家，但一直仍有许多长辈在外做事或念书。因此在我的家中不缺少新的书报，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仍能从成为敌后“孤岛”的上海及香港桂林等地，得到新书新刊的补充。王人路写的《中国游记》，上海万竹小学编写的《全世界的小孩子》，使我在儿童时期就产生了旅行探险的欲望，开明书店出版的科普读物和顾均正等在“孤岛”编辑出版的《科学趣味》《知识与趣味》等杂志，引起了我对科学广泛的兴趣，尤其是化学。
正读高小的时候，从《科学趣味》的广告上得知，顾均正编写的《少年化学实验手册》已在上海出版，配合这本手册顾先生还配置了一套使用安全的药品和器材，定名为《少年化学实验库》，可以和书同时购买。经过一番周折，书买到了，但买不到“实验库”。在安岳这个小城，买不到正规的化学药品，连酒精也没有卖的，我便在中药店买了些矿物药作代替，用白酒自己蒸馏酒精，虽然效果常常不好，但我干的够认真，往往一干就是一天。顺便说一下，在我九岁以前，家中只有我一个孩子；在四川农村，居住分散，都是一家一户自己过日子，因此我没有童年的玩伴，幸好有这大自然和科学，使我并不感到孤独，而这也许是我后来性格上优点和缺点的来源。（石工） ---摘自为《时间的脚印》一书写的前言“我和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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