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的结婚照，1953年10月拍摄。其实我们是1953年4月30日就登记结婚了，在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政府，德坚从天津来，去到登记处是下午已快下班的时候。在那里遇见张治公和杨联馥，他们也来登记。张是我在团市委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大学委员会副书记，不过此时已到别处工作了。四十多年后我和他们夫妇再相遇，得知他的遭遇比我还坎坷，曾因“右倾”降了三极发配到外地，但好歹两人均健在，落实政策后在天津安度晚年也不错。而德坚已离开人间已九年了，想起来一切都仍如在昨日。
      那时的五一节，要在天安前接受检阅，学校是游行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北京地质学院时任团委副书记，要负责学生游行队伍的组织，所以德坚来了也没时间陪，而那年也巧，她们天津大学也有一部分人来北京参加游行接受检阅，而且正好借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所以五一那天，我们很方便地到各自的队伍去参加游行。下午三、四点才回到端王府夹道，地质学院分配给我们一间几平方米大的小屋。在那时能有这样一间屋也不错了。
      五一晚上，有游园活动，大学生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是有组织去的，按学校分别围成圈子，在中间表演游艺节目，主要是学生自己表演，间或也有专业的文工团来演出。按说我也应该去担一定的责任，因知道我结婚，就免了我这项任务，有团委书记刘普崙顶着，我也就能放松一下。
    当时大家经济条件都不宽裕，结婚不讲究，也有邀请亲朋好友聚会一下的，一般是茶点相待，花费不是很大。在北京我们都没有家人，朋友是有一批，但都是工作学习上的关系，不能分亲疏，那时在干部中私人交往还是个忌讳。我想到我在做青年团工作，当时团中央提出，青年团的干部应当做青年的朋友，我是真心去这样做的，地院的青年都应是我的朋友，怎么办呢？我想到晚上的联欢会，何不到那里，借这次联欢作为我们的婚礼呢。和德坚一商量，她也同意。于是我们买了一大包糖果，晚上去到联欢场所，向大家宣布我们结婚了，并把糖果洒开，大家抢着接下分享，刘普崙同志和大家都向我们祝福。老刘岁数不大，但是从延安出来的老干部，和我合作得很好，这次结婚我事先没通知几个人，他知道，他送了我们一套茶具，是我收下的唯一一件结婚礼物。
    和大家一起联欢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提前离开回家，算是有了自己的二人世界，但第二天她就回天津上课去了，因此结婚相也没来得及照。等到她办完毕业手续来到清华大学报到稳定下来后，才补照了一张，也就是普通四寸，不过是布纹纸印的，在那时也算可以了。
    这张照片就是本文前面那张，在文革中因抄了几次家丢了，但我妹妹那里还保存有，并且是完好的，是我的不多的老照片中比较清楚的一张。听说现在照结婚相要几千上万元，当然精美得多，但我始终觉得我们的结婚照是最美的。
          陶世龙，2006年5月1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